黨的十九大以深遠的歷史眼光，前瞻性地規劃升級了黨的第二個百年目標，確立了我們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指導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再一次歷史性飛躍。它表明歷經近40年的改革開放和艱辛探索，我們的黨和國家事業已經發生了歷史性變革，且又一次聚焦到了一個劃時代發展的落腳點、轉折點和出發點上。

回望黨走過的96年光輝歷程，13個春秋的延安時期是馬克思主義真正落地而中國化的時期，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形成和成熟時期，它深刻影響和改變了中華民族的偉大進程，它所孕育出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則對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和政黨建設，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和里程碑意義。毋庸置疑，它是我們黨和民族發展史上的第一個落腳點、轉折點和出發點。

論及黨的十九大與延安精神，從其“落腳點”、“轉折點”和“出發點”所蘊含的意義，我們就能真切感受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永不枯竭的理論創新活力，就能真切感受到我們黨始終能及時而準確地把握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和時代發展的脈搏，就能真切感受到基于中華文明以共同體為本位的主體性對于整個人類命運的主動擔當。

一、所謂“落腳點”就是指對以往歷史的提升和突破而最終形成開創性的思想理論成果

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的進程,就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并不斷與時俱進的過程。而且總是在中國面臨的重大歷史關頭,把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和正本清源作為突破口，總是在一位卓越的領導人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下，勵精圖治、攻堅克難, 才孕育了我們黨和國家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事實說明，盡管近40年的改革開放，給國家和社會帶來的巨大變化有目共睹。但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和沉重的。直至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果斷從局部性改革推進到整體性改革;由感性改革推進到理性改革;由漸進改革推進到漸進改革與快速改革相結合的改革;由增量改革推進到分配同步相結合的改革。所以，五年來所取得的成績是全方位和開創性的;所發生的變革是深層次和根本性的;所產生的影響深遠而重大。輝煌的成績足以說明，黨的十九大報告最為核心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際上就是通過改革開放的深化發展來推動而形成的。這是一個成體系性的偉大成果，是對近40年我國改革開放的提升和突破，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再次飛躍。

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歷史上一次偉大覺醒，是對中國社會主義體制機制的不斷完善。改革開放近40年以來，可以清晰地看出，從強調以經濟為主題的局部改革，嬗變到以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的全面改革，發展的走向對內更加整體、理性和公平;對外更為自信、主動和同步。黨的發展路線嬗變邏輯，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表明我們黨始終以維護人民的利益作為最高標準，始終以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終極目標，也進一步闡釋了我們黨一切從實際出發，尊重客觀規律對現代社會批判的理論自覺，充分展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的根本特點。

國家實力的增強很大程度上來源于這個國家的改革能力。通過改革及時發現政策中的錯誤并糾正，通過改革不斷突破發展中的阻力和障礙。事實證明，正是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一系列具有開創性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和新要求，使作為實現途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始終立于時代前沿和與時俱進，也顯示出我們黨經歷了近40年的改革開放后，現在越來越主動而明晰地把握著改革的方向、節奏和力度，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和強大生命力的鮮活魅力。

習近平同志早在論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指出：“這條道路來之不易，它是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在對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

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奠基人和開拓者，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最早向全黨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命題，并對馬克思主義重新定位和解讀，賦予其“中國化”特定的內涵，即把豐富的中國歷史文化和中國革命實踐發展與馬克思主義相契合，使馬克思主義真正落地而中國化，并推動其方法論和世界觀及其對中國革命的方向性指導，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和第一個重大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凸顯了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和政黨建設重要的奠基意蘊。

事實證明，我們黨在未到達延安之前，在處理中國革命問題時還不夠成熟，時常犯“左”傾或右傾錯誤，其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產國際指示的結果，都是教條主義的表現。這就說明我們黨還沒有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很好地結合起來，認識上還很膚淺和幼稚。顯然，自從在延安時期的特定歷史境遇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局部執政的特殊性出發，破除了將蘇共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的教條主義，對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黨史上幾次大的路線錯誤，進行全面和系統的總結并做出了結論，廣大黨員干部普遍提高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端正了思想方法和政治路線，既指導中國革命走出了歷史困境，又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使黨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達到了空前團結和統一，最終改寫了中華民族的屈辱歷史，改變了中國的發展方向，影響了世界格局，而這一切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延安精神也正是我們黨在這一黃金時期不斷豐富和發展而形成的。

延安黃土高原這塊土地是中華民族“和合”文化的發源地，它包容涵化了異域的先進文化和理念，把馬克思主義不僅僅看成一種革命理論，更是看成一種契合于中國近代社會的先進文化，看成馬克思主義同中國文化之間的相互碰撞、融合和再生。所以，延安精神從一開始就賦予了以馬克思主義為內核的政黨文化更多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中國風格，構建起了中國共產黨與民族傳統優秀文化的血肉聯系，塑造了中國共產黨人特有的性格、精神、思想、形象及內在的氣質。它表明，延安精神以其獨特的政黨文化社會化途徑，實現了我們黨在特定歷史時期對社會凝聚、整合、解釋、傳承的功能，以及對社會文化的示范價值和轉化價值，為我們共產黨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打開了思想枷鎖，開拓了具有東方文化特質的發展道路，凸顯了日益走向成熟的中國共產黨獨立開辟新時代的矢志追求。

綜上所述，用“落腳點”來概括我們黨96年光輝歷程中最具扭轉乾坤意義的兩個時代所產生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理論創新--——毛澤東思想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因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真正落地，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上第一次思想理論的成熟，正是在延安十三年里完成的。習近平則作為毛澤東等老一輩中國共產黨人的新生代，也是在延安七年歷練和考驗中走出來的。所以，延安精神無疑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厚重底色和歷史起點，而深蘊其中的正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當代的又一次飛躍，而且兩個時代的主題升華也都表明“中國共產黨解決了三個基本問題，即舉什么旗、走什么路、到哪里去”。同時，它也啟示我們必須打破陳舊觀念的束縛，重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建設和理論創新;破除惰性，堅決抵制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的錯誤。特別是對那些沒有學懂弄通做實的路線方針政策，僅僅高調空喊口號，或出于慣性和不自覺執行的機械主義行為要堅決杜絕。

二、所謂“轉折點”就是指對形勢發展的方向性變化或質的變化而起決定作用的事情

歷史反復證明，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主義，關鍵要看這個主義能否解決這個國家面臨的歷史性課題，能否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準確認識和把握社會主要矛盾。堅持從我國社會實際狀況出發，在諸多社會矛盾中和矛盾全局中敏銳地抓住整個系統的關鍵支點，這是中國近代以來社會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所決定的，也是我們黨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矛盾學說分析解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具體問題的一條成功經驗。

國際媒體普遍認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涵蓋了中國繼續發展面臨的所有決策和涉及的所有挑戰。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轉變。

改革是一個復雜的政治經濟過程。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勢必帶來很多復雜的社會矛盾和問題，當其發展成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時，便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入了新時代。這是一個關系全局的歷史性判斷，是對十八大以來中國發展歷史性成就和變革的總結與升華，也是對近40年來改革發展成果的歷史回應和對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回應，更是對未來中國發展方向和目標的精準定位。所以說，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產生和形成的主要依據，也表明我們黨對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性認識上升到了新的理論水平和實踐高度。

毋庸置疑，捕捉到這一變化發展的歷史軌跡，確立現實所處的歷史方位，把握正在形成的歷史特點，緊扣矛盾轉變這個主題進行思考，著眼點不偏移，思路不能窄，這不僅是觀察處理一切問題的客觀依據，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的實際依托。黨的十九大報告把我們今天所面對的這個實際變化，用“新時代”加以判斷，不僅反映了今天變化了的現實，還揭示了這一現實變化的深層邏輯，即歷史大轉折的時代特點。

改革開放近40年以來，我們的國家發生了歷史性成就和變革。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社會悄然之間經歷了急劇的轉折，國家命運日漸清晰，民族復興指日可待。我們也將會毫無疑問地將越過中等收入陷阱，這個關鍵的轉折表明：中國即將邁入當代文明強盛大國的洗禮。顯然，我們國家的崛起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現象或國際關系和地緣政治現象。它的崛起代表了東方文化和中華文明與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強烈碰撞和沖擊。中國的崛起和悠久的歷史文化、中國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等等，開始全面地展現在世界人民的面前。當代的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矛盾是前進的動力。我們黨和國家從革命、建設到改革不同的歷史時期，始終從把握時代到不斷引領時代，就在于能夠把對基本國情的認識和依據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分析，科學辯證地聯系起來，在傳承中發展，在變革中創新，這正是唯物史觀方法論的生動體現。

認真領悟延安精神形成的背景及內涵，就能夠真切體會到1937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李家窯寫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中所提出的人民群眾觀、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民主思想和矛盾觀點的正確性;就能夠真切體會到1938年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為什么能審時度勢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和任務，并率領中國共產黨成功地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為毛澤東思想的成熟和進一步發展做出了最重要的貢獻。其原因在于敏銳把握與回應了整合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優秀文化之長，創造中國文化現代精神，以及如何認識和化解我黨在抗戰初期對日作戰、國共統一戰線、土地革命時期一系列問題上的矛盾這一歷史性課題。這一時期也恰恰是黨的96年輝煌奮斗歷程中，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時期。

主要矛盾中蘊含著根本問題。在延安時期特定歷史境遇中，由于抗日成為中國政治的第一根本問題。民族愛國主義情緒和文化復興思潮極具高漲，激發了中國共產黨人文化民族性的自覺理性。毛澤東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中指明：我國的未來的發展必須要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和立場不動搖。也就是說，針對于中國現實情況所進行的社會發展，首先就是要運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為指導，堅定馬克思主義模式下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事實上，也正是在實踐中提出和解決一整套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歷史進程中，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西方文明與中國傳統優秀文化實現了現代理性與民族智慧有效的契合和融合，形成了一種以毛澤東思想為其主導意識形態，以延安精神、延安作風、民族主義的情感、實事求是的思維方式、民主集中制的政黨組織原則，不僅凸顯了中國共產黨文化理論發展的政治意蘊，還可以厘清我們黨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淵源關系以及民族化的歷史軌跡。

當然，考察延安時代這一特征的成因，我們不能忽視主要矛盾在這一時期異常尖銳激化的情況下，我們黨始終毫不動搖地把握著民族獨立這一主旋律，一方面依據自身特點，穩妥處理黨內各種矛盾，加強黨的建設，使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地位最終確立與鞏固，全黨達到空前團結與統一;另一方面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堅持愛國主義旗幟，推動和建立了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人民革命統一戰線，發動和領導人民大眾參加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反帝反封建革命運動高潮。直到1948 年3月中共中央東渡黃河，結束了延安時代，標志著中國革命開始走向全國范圍內的勝利轉折的到來。

總而言之，“轉折點”表明新的時代需要研判和標注發展方位，新的矛盾需要取舍和校正前進方向。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次歷史性的飛躍向我們揭示：除了我們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保持清醒認識的自覺性和堅定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要以解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為主要內容，要以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為實現途徑，要以中國革命的實踐為動力和檢驗標準，而且必須要與中國歷史文化相結合。延安時期毛澤東撰寫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啟示我們，歷來都是以社會主要矛盾變化作為判斷社會階段變動新特點的重要依據。當前，如何推進發展的平衡和充分將成為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基調，公平正義已經成為未來經濟發展和民生工作的著力點。這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它拓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視野，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大發展，它展現了我們黨和國家繼續前行的眼光和膽略。

(作者石杰 陜西省渭南市人民政府干部)

（本文發表時有刪減）